【国防参考·理论前沿】建国以来国防和军队改革历程与启示（下）

通过研究建国以来国防和军队调整改革的经验教训，不难得出以下一些重要启示。

启示之一：改革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并使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适应

军事改革是特定历史时期对军队建设的客观要求，是军队自身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与客观条件相适应是军事改革指导规律的本质特征。

党的历代领导核心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科学分析研究所处的时代、形势、国情、军情等方面的条件，正确认识军队建设的内在矛盾，积极适应军事需求与军队发展的客观规律，适时进行战略转换，准确把握改革时机，从而实现了对军事改革的正确指导。所以，我们探索军事改革的指导规律，必须深刻认识党的历代领导核心是怎样从所处环境条件的客观实际出发，来指导我们军队的建设和改革的，进而注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揭示和把握新的指导规律。

我们体会党的历代领导核心运筹指导军队建设和改革的主要指导规律有：军队建设和改革与时代主题及国际战略环境相适应的规律；军队建设和改革与国家利益相适应的规律；军队建设和改革与战争形态演变的客观现实相适应的规律。这些规律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因而成为我们进行军队建设和改革的根本依据和指导思想。

在继续深化军事改革的实践中，自觉把握他们揭示和成功运用的重要指导规律，才能真正做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揭示新规律，谋求新发展。

启示之二：军事改革必须准确把握军队建设的外部环境和内在矛盾

军队调整改革是特定历史时期对军队建设的客观要求，是军队自身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纵观半个多世纪国防和军队调整改革的经验教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启示，就是对世界战略形势的科学准确研判，抓住问题的内在矛盾并精心捕捉与把握好战略机遇，及时作出战略决策，是国防和军队调整改革成功的基本前提。

多年来，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在筹划军事改革时，总是把发展变化的国际形势特别是我国的安全环境作为基本依据。建国初期，毛泽东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企图扼杀我新生政权的严峻形势，毅然作出了“建设强大的国防军”的战略决策，使我军在较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一支具有陆海空协同作战能力的合成军队。毛泽东认为，“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适时进行军事改革，调整了军队建设的规模和任务。

进入80年代，邓小平经过长期的观察分析，对国际战略格局、战争与和平的发展态势作出了新的科学论断，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指出这是我们实施军队改革的有利时机。

江泽民同志同样十分重视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把握，认为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总的还是机遇大于挑战。要求我们抓住有利时机，继续深化改革，“大力加强军队质量建设”。实践证明，军队调整改革必须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正确认识军队建设的内在矛盾，积极适应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准确把握改革时机，才能顺利完成军队调整改革。

启示之三：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国家整体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把国防和军队改革放在国家战略大局中加以筹划

国防和军队建设及其改革是国家总体建设和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军队改革不可能脱离国家整体改革之外而孤立进行，它必然要和国家整体改革相适应。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新的国家行政体制的逐步建立，军队的领导管理体制、武器装备研制采购体制、后勤保障体制等，也要相应地进行调整改革。如果因为军队改革具有艰巨性和风险性而犹犹豫豫、缩手缩脚、行动迟缓，不敢大胆改革，就会使军队改革滞后于国家整体改革。这样，不仅会影响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也会影响军队的稳定，从而也就不能有效地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的历史使命。

将国防和军队改革置于国家战略层面进行科学统筹、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必须正确把握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处理好长远与当前、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做到高瞻远瞩、通盘谋划，绝不被局部和短期的合理性所迷惑，坚定地朝着既定的改革目标奋进。

实践证明，把国防和军队改革置于国家战略“大棋局”中加以筹划，必须把国防和军队建设纳入国家建设发展轨道，这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历次领导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

历史经验昭示我们，国防和军队的改革发展只有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才能真正持久、健康地发展；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形成二者间的良性互动，是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需要协调发展，诸如武装力量规模的确定、体制编制的调整和武器装备的更新发展，既要着眼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拓展，又要符合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总体需求，充分考虑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否则，不仅会损害国防和军队建设，而且会影响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启示之四：搞好国防和军队调整改革，必须实行科学决策，特别是要加强统一领导

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对改革方案实行科学决策，并对改革活动实施坚强的统一领导，才能确保调整改革的顺利进行。

首先，科学决策是国防和军队改革进行的基础。调整改革是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一件大事，不仅对军队建设影响巨大，而且对国防建设、国家经济建设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决策失当，后果不堪设想。

20世纪50年代，党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国家财政状况、工业基础条件和军队建设实际，多次召开会议，充分酝酿、集体决策，作出军队精简整编，裁减数量、提高质量的决定。对军队规模的确定，各军兵种比例的调整，坚持从实际出发，既考虑到国防实际需求，又兼顾国家经济的承受能力。对军队的体制编制调整，既立足于当前，又着眼于未来；既注意借鉴外军的经验，又注意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

把当前和未来、外军经验与优良传统结合起来，注重整体优化、提高整体效能。对一些精简方案的制定，坚持深入调查研究，不断改进完善，慎重稳妥出台。如1955年2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关于重新划分军区的方案，就是从6个方案中选定的，从而保证了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其次，统一领导是搞好军队精简整编工作的重要保证。实践证明，精简整编关系到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全局，任何疏忽、草率都可能产生不良后果，必须加强党的统一领导，有计划、有组织，积极稳妥地实施。

人民解放军于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精简整编，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其特点是裁减员额数量多、范围大，涉及各个方面、各个系统，工作极其艰巨复杂。但由于决策正确、领导有力、教育深入、工作细致，精简整编最终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了明显成效。

20世纪80年代的“百万大裁军”，军委、总部对各项精简整编命令执行得非常坚决，“军令如山”，不管面对多大的困难和阻力，执行命令决不“拖泥带水”，也决不因老部队、老关系等因素给予照顾、动摇决心。

例如，在十一大军区合并为七大军区时，原计划保留昆明军区，裁撤成都军区。但经过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后，中央军委从战略全局考虑，决定撤销昆明军区，将其辖区与成都军区合并。当时，昆明军区部队的主体是邓小平领导的原第二野战军的老部队，但作为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并未因自己的老部队被裁撤而改变决心和计划，而是坚持从大局出发，果断下达命令，从而确保了精简整编工作的顺利进行。

启示之五：国防和军队调整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选准改革的突破口

历史经验表明，国防和军队调整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选准改革的突破口，找准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点，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握好持续性与阶段性、革命性改革与局部性调整的关系，对于改革的顺利推进和取得最后成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体制编制在军队战斗力构成中的作用看，体制编制是人和武器的组织形式和结合方式，其合理与否直接决定军队战斗力的强弱。从改革体制编制入手，通过结构的优化谋求军队整体功能的增强，无疑是达成军事改革目标的关键环节和捷径。

从世界范围看，各国军队的改革也大都是从调整体制编制入手，把体制编制优化作为军事改革的支点。对我军来说，把改革的突破口选在体制编制、构建新型作战力量体系上，不仅有利于军队建设总目标的实现，而且现实条件也比较成熟、易见成效，能够较快地推动和促进其他方面的改革，为解决军队其他问题创造先决条件。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通过对军队建设现状的透彻分析，在头绪纷繁的众多问题中，突出了体制编制改革这个重点。他把军队“消肿”作为改革的重点十分尖锐地提出来，强调要“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

体制编制上存在的弊端，是影响和制约我军建设和改革的主要消极因素，只有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为新时期军事改革扫清障碍、开辟通路。把体制编制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既抓住了我军现实存在的问题和症结，也体现了军事改革目标的要求。

从我军现状看，长期以来，体制编制存在的弊病突出表现为：各级领导机关特别是高级机关机构臃肿、部门重叠、职责不清、效率不高、指挥不灵；部队编组和编制过于单一，合成程度低，不能适应多种作战任务和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需要。如果不从体制编制上理顺关系、解决问题，其他方面的改革就难以推进。

启示之六：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国防和军队调整改革必须坚持以军事理论为指导

国防和军队改革，军事理论具有先导作用。我军调整改革的历史实践证明，凡是在正确军事理论指导下的改革都能顺利进行并达成预期效果，否则就会发生曲折、反复甚至失败。如今，为了赢得21世纪军事发展的战略主动权，牵引和指导未来的军队建设及军事斗争准备，各国军队非常重视对军事理论的研究与创新，关于“21世纪军队”和“21世纪战争”的理论层出不穷，酝酿着重大的理论突破。在这次国防和军队改革过程中，军事理论也应当发挥重要指导作用，具体应实现以下几点：

一是注重对未来军队和战场进行超前设计。在当今历史条件下，如何保持军事力量的先进性是各国军队关注的焦点，为了争夺军事发展的领先地位，各国军队把预先设计未来战场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军队，作为军事理论研究的重点，强调立足现实、着眼未来，通过预测武器装备及战争的发展趋势，提出适度超前的军事理论以牵引军队的发展，以理论上的先进性促进和保持军队建设的先进性。

二是注重用系统的观点和方法筹划国防和军队改革。高新技术的发展，使战争力量及其运用的整体性越来越强，战争越来越成为“系统与系统的对抗”。因此，世界各国普遍重视运用系统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筹划未来的国防和军队改革，通过改革与完善军事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来提升军队的整体战斗力。

三是注重通过军事演习等实践活动推动军队改革的发展。战争条件具有不可重复性，在上一次战争中被证明是先进的军事理论，在下一次战争中可能已经落后。而胜利的军队往往容易排斥与传统相冲突的新鲜经验，这是导致军事理论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为了使军事思想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在相对和平的时期，世界各国普遍重视通过军事演习、试验、模拟等方式，创造近似实战的条件，不断完善国防和军队改革。同时，在改革过程中还要广泛采用模拟仿真、建立定量化模型等现代科技手段，增强改革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力求形成武器装备更新、体制编制调整、教育训练改革与军事理论创新之间的良性循环，以真正发挥军事理论的先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