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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国防教育的历史发展

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高度发达,战争与国防实践及理论也是最发达的,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中国战争史,一部中国国防史,也是一部中国国防教育史,这几者是合而为一的。

在中国历史上,“国防教育”一词出现很晚(1937年毛泽东强调全民抗战时首次使用),但国防教育的实践出现很早,而且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回顾和借鉴。重点回顾中国的国防教育的历史发展,并探讨一下中国的国防教育给我们的历史启示是非常有必要的。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大历史时期来简单回顾一下中国国防教育的历史发展问题。

首先,我们要了解中国古代的国防教育。中国古代国防是指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1840年以前的国防,古代国防教育也指这一时期。大致分为四个主要阶段:


(一) 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防教育


公元前的2070年,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划分阶级的奴隶制国家——夏王朝登上了历史舞台。夏代“兵出于农,计田亩以出兵”,形成了军民合一,寓兵于农,无事则耕,有事则战,闲暇时讲武的民军制兵役制度。出现了主要进行射箭技术训练的贵族学校,贵族在每年的春秋两季要集合在一起,举行类似现在比武或大会操的“乡射之礼”。每个男孩生下后,家人要在房门左上方挂一张弓,举行“悬弧”仪式,以示尚武。这是中国最早的军事训练和国防教育制度。


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商代,把国民分为士、农、工、商。士和农服兵役,士就是以习武打仗为主要职能的武士,战时充当军队的骨干“甲士”,农民战时充当军队中的“徒卒”。工和商这两个阶层的人地位比较低,没有资格服兵役。商代学校中涉及军事训练方面的内容有射箭、挽马训练和兵器演练三项。

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221年的周代,是历史上国防力量较为强大、国防思想最为活跃、兵学著作最为繁荣的时代。东周时期,军队的训练严格而又正规。校阅已成为检验战斗力,显示国威军威而经常采用的练兵样式。在国防思想上强调“礼”“兵”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防教育实行文武合一,培养文武兼备的国防人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战争的频繁爆发,培养军事人才的场所即于夏商周三代相继应运而生。商代统治阶级设有贵族子弟学校,名曰“序”,是专门教育从太子到“元士”到“适子”的。起源于殷商中期(约公元前14世纪),成型于西周的“辟雍”就是专门用来进行军事教育的。

贵族学校中学习的内容主要有:诗、书、礼、乐、射、御。射就是学习射箭,御就是学习驾车,因为车战是当时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重要作战方式。从中可以看出,军事教育内容所占比例很大。东周时期出现的庞大的军事和国防方面的兵书,给后世国防、国防思想以极为深刻的影响,但像《军政》《军志》等可能成书于西周时期的兵书已经失传。




到了春秋时期(公元前770至公元前476年),奴隶制崩溃,各种社会矛盾异常尖锐,200年间发生战争273次,诸侯国从“千八百国”到春秋末年仅剩40余国(“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春秋五霸,一种说法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另一种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战国七雄”:秦、齐、楚、燕、韩、赵、魏,这七个国家被历史学家称作“战国七雄”)。各诸侯国为了生存,对军事训练和国防教育大为重视,形成了祟尚武力的风气。


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是大政治家,是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公元前725年~前645年,管仲故里位于今安徽颍上县建颍乡管谷村。yǐng ),担任齐桓公的国相,他向齐桓公提出改革军事,加强国力的主张,强调“寓兵于农,兵民合一,寓民于政,军政合一”。这种全民皆兵的兵役制度,是对全民进行国防尚武教育的有效形式。这一时期私学兴起,教育的范围扩大,促进了国防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军事体育如射、御、拳勇、剑道、奔跳、游泳等日益发达,提高了士兵的战斗技能(如管子让齐王组织全国性的划船、游泳比赛)。这些活动,对于富国强兵起到了积极作用。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春秋末期,被誉为“兵圣”的孙武子诞生,他撰写的《孙子兵法》13篇兵书,虽然约6000字左右,但《孙子兵法》堪称中国古代最有价值的著名军事典籍。这部著作至今在国内外有着极为深刻而又广泛的影响,书中提出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亡之道,不可不察”的思想,突出强调了国防和国防教育的重要性。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出现了“百家争鸣”“诸子谈兵”的局面。这是当时社会变革和战争不断的反映,也是军事教育大发展的表现。许多著名教育家和思想家也很重视军事教育,他们从不同角度论述军事教育,丰富了中国军事教育的宝库。


例如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孔子,不仅在思想教育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十分重视军事训练的战略地位。他有一句哲理性的治国纲领是:“修文事者必有武备”,而武备中就包括了重视国防及军事教育训练的内涵。他还在战乱的年代旗帜鲜明地提出“执干戈以卫社稷”和“禁暴除害”的军事思想。他反对侵略战争,认为一个国家应当“足食、足兵、民信”,主要是通过加强常备军的训练和实施寓兵于民的全民军训。孔子思想中尤为可贵的是卫国利民,讲求重国格、重气节的优良品质,强调爱国自卫战争是正义战争的军事思想。几千年来,多少民族英雄在祖国危难时,前赴后继,英勇牺牲,这与孔子奠定的传统军事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著名思想家孟轲(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对战争问题和军事教育也有独到的见解,反映在战争问题上,将战争区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两大类。孟子还认为民心的向背决定战争的胜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而争取民心,关键是在修明政治,“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战国时的私学,较春秋时更加重视国防教育。例如最著名的鬼谷子,名王禅,又名王诩,战国时卫国人,长于持身养性和纵横术,著有《鬼谷子》十四篇传世。他隐居云梦山(位于今河南省鹤壁市淇县城西十五公里的太行山东麓,)并在此教徒授艺,传说孙膑、庞涓、苏秦、张仪、毛遂、尉缭、茅蒙、徐福等名家皆出其门下。鬼谷子办私学,培养出了苏秦、张仪等擅长纵横捭阖的大战略家,也培养出了孙膑、庞涓、尉缭这样精通战略战术的战将和谋略家。   


战国的私学还有墨子和荀子。墨子培养的门徒富于牺牲精神,为忠于墨家的信仰可以“死不旋踵”。荀子提倡终身受教育、音乐教育、军事教育,强调教学内容强调要切合战争需要,贵真才实学,对后世影响颇深。

总之,春秋战国的私学,既为培养当时的军事人才作出了贡献,也为后世两千年封建社会中选贤任能、平民登上仕途、士卒成为将帅开辟了广阔道路。而这一时期的《孙子》十三篇所创立的军事学说,对战略战术等多方面的军事理论问题提出了许多著名的论断,可以说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军事教育内容。孙子兵法在战争问题、战略教育、战法教育和将德教育方面把古代军事教育推向了高峰。

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防教育,还体现许多方面:



重视动员宣传教育。因为任何一项工作的开展,都离不开宣传教育,军事教育的发展也是如此,在中国历史上,从夏、商、周开始,就重视进行战争与军事斗争的宣传教育,在战前或举行重大活动时,统治者都要对军队及臣民进行训话。《尚书·盘庚》记载,商王盘庚迁都时,曾对臣民和军队讲话,强调自己是以德行事,要求大家同心协力,共济时艰;例如武王伐纣前,周武王十三年诸侯大会于孟津时,武王告诫友邦诸侯和治事大臣曾经做了《泰誓》,宣布纣王罪行,动员联合伐纣王。

 推崇尚武风气。春秋战国时期,以射、御为内容的军事教育,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评判“国人”能力大小的尺度。可见习武是当时倍受重视和尊敬的高尚行为,以武为业,以武为荣成为当时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推崇尚武风气的主要做法就是奖励军功(秦朝的20级军功爵制,使秦朝军队成为虎狼之师)。由于军功授爵制的实行,优厚的战功待遇,对提高军队的地位和战斗力也起到积极的作用,一些因战功卓著而获得了高官厚禄的人,战后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更强化了民众尚武为荣的思想意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实行寓兵于民,耕战合一的战时动员体制,因此,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人们都很关注国防问题。特别是到了战国时期,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各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争霸天下,在国内奖耕战,赏首功,修赋税,明法度、出现了一系列反映新兴地主阶级意志的战争制度。

加强战争动员教育。各诸侯国开展的广泛的国防教育活动,主要是战争动员教育。其主要内容包括;宣传居安思危、不忘武备和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道理;开办学馆,研习兵法。我国夏、商、周朝时期,国防教育以战争动员为主要内容,国家规定:用“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办法补充兵员。那时,兵民界限并不很清楚,甚至兵民不分,平时人们致力于耕作,农闲时,由政府派人进行军训。


(二)秦、汉时期的国防教育


秦国为适应灭亡六国的战争需要,特别重视民众的国防教育,加强习武教战,每百名成年男子,“则五十人为农,五十人习战。”青年23岁开始服兵役,每年轮流到郡县服役一年,称为“更卒”;卫戍京师一年,称为“正卒”,戍守边塞一年,称为“戍卒”。他们都要经过比较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为秦统一诸国奠定了基础。


而秦灭六国之后,秦始皇下令“夷郡县城,销其兵刃,示不复用”,他把收集来的兵器铸造成12个铜人,放在宫廷中,认为此后“天下和平”。基于这种认识,他废止了先秦留传下来的春振旅、夏修舍、秋治兵、冬大阅的四时“讲武之礼”。

在思想文化上“焚书抗儒”,禁止私学、禁止民间私藏兵书。这不仅使中国文化遭到巨大的损失,而且使战国时期蓬勃发展起来的国防教育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这为后世留下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尤其是由于国防和国防教育废弛,加上暴政,秦始皇建立的第一个称皇帝的封建王朝,只传到了秦二世,14年中就灭亡了。




西汉王朝建立后,推行教育为本的治国战略。刘邦注重总结秦王朝兴衰教训,并在继承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遗产的基础上,采纳了陆贾等人“马上打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的建议,实施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治国战略。

形成了初中高三级军事教育体制。西汉社会尚武具有广泛性和稳定性的特点,作为三级教育体制中的初级教育,汉律规定,年满23岁的男丁,都需登记服役,但不一定全都入伍。每年都由最基层军政一体的亭长负责集训,主课是五兵(弓弩、戟、盾、刀剑、甲)和单兵战斗动作。有了这些基础性技艺,临时应征人伍后,再接受阵法操练和严格的纪律教养就容易得多了。中级教育的主课是战阵训练,以培养“千夫长、百夫长”为目的。这类武学立足于社会尚武,通过每年秋后的校阅,经郡、县考核,合格者选送人京师或郡县的常备卫戍部队。以军营办学校,既是卫戍军,又是武学,战时从中选任中级指挥官。汉代的郎中府是西汉武学的最高学府,主课是研究经世之学和用兵韬略。郎中府平时储备大量人才,战时即挂帅出征,在中国国防教育史上首创了学用一致、战教一致和教养一致的武学原则。

西汉在政治逐步稳定,经济日益繁荣,文化教育兴起的情况下,国防教育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汉武帝时,皇帝卫队“羽林”专门收养战死官兵的子孙,还从各郡选拔善骑射的良家子弟,加以严格训练,培养出不少名将。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精神传为美谈。


此外,西汉时,对兵书进行广泛收集,由专人进行整理和校订,作为武将谋臣学习用兵韬略和作战技艺的教材。西汉发扬光大了战国时期“寓比武于嬉戏之中”的传统,掀起了“角抵”比赛的尚武风。二人摔跤不受场地器材限制,又为擒拿格斗作了体力与技巧上的准备。为推动社会尚武,西汉时对每年秋后的校阅考核比武,都举行盛大庆典,组织人民群众参观。史书中说,武帝有一次组织校阅,距京城300里内的人都专程去观摩。在当时交通困难的条件下,老百姓有这么大的兴趣,可想而知社会尚武风气是多么强劲。

废弃了秋季操演的制度。但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学校教育以儒家经典为学生学习的内容,把“武”艺排除在外,造成了“重文轻武”的不良习气,致使国家在后来的“内乱外患”中不能巩固,社会动荡不安,对后世产生了不良影向。东汉建立之后,正式废除了郡国兵丁的训练制度和每年一次的都试制度——秋季操演。至民不习战,不知兵事,无力保护国防。

实行世兵制,导致国防极度衰落。由于国防衰落,所以这一时期战火不断,人口锐减,为保证兵源,实行世袭兵役制,即“兵家”“军户”世世代代服兵役成为职业,导致军民分离,军队士气不高,战斗力减弱。到了西晋时期,被强制为兵的“军户”身份低下,形同奴仆罪犯,以致社会风气以当兵为耻,国防极度衰落。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各州牧割据一方,形成群雄割据的分裂局面。公元208年,赤壁大战,确立了三国鼎立的形势。三国时期的连年混战,使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各个割据势力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粮食是否充裕和军队战斗力的强弱。所以魏、蜀、吴三国的统治集团,对军事训练和国防教育都很重视,积极设法解决,魏政权解决得比较好。东汉末年的三国时期的军事教育体制继承了“寓兵于农”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有了一定的发展。

虽然东汉时期的国防教育总体上不如西汉时期,但东汉时期的国防教育理论方面也是有发展的。例如:东汉著名学者王符在《潜夫论》中,针对当时西北边疆的情况,着重论述了如何加强边远地区防御的问题。在国防教育方面提出以“利”激励士卒,强调明赏必罚,使士卒“必顺我令乃得其欲”。提出“迁内地人民实边”以固边防,强调“均苦乐,平徭役,充边境”是安中国之术。这个安中国之术,现在看来也是有借鉴意义的。(同学们可以思考一下,如果中国长期是南方和东部发达,北方和西部落后,贫富差距太大,中国能够安全吗?当然不能!所以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强调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对于国防巩固是非常重要的。)


(三)唐、宋时期的国防教育


唐代的国防教育是非常好的,有五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确定“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的治国方针。唐朝在唐太宗李世民所定“的这一治国方针指导下,创立武举制,并十分重视学习研究兵法,致使唐代国防教育和兵学研究之风盛行,进而促进了国防建设和国防教育。

二是正确地概括了强化国防对于卫国戍边的战略意义。唐太宗在隋代的制度上革故鼎新,奋发围强,成功地实行了“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战略防御思想,人民团结,国家统一,兵强马壮,国富民殷。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使唐代成为当时世界上的头等强国。唐太宗在《帝苑》中说:“土地虽广,好战则人凋;邦国虽安,忘战则人殆”,正确地概括了强化国防对于卫国戍边的战略意义。

三是创立武举制,重视学习研究兵法。公元702年,武则天始创的包括马射、步射、穿扎、负重等八个科目的武科,每年一次考选优秀武略人才,由兵部派任朝廷武臣和军队将领,此举开创了中国军官训练之先河,为历代所借鉴。武举选将是由皇帝根据实际需要,在一定时期诏令天下,选拔文武才能之士。唐代的武举制,是在隋代的举选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四是民间军事教育普遍开展,实行府兵制。唐代武举制的创立和推行,使民间“教人习武艺”的军事教育活动得以普遍开展,内容更加丰富,不仅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军事人才,也为宋代武学的兴起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唐朝实行府兵制,全国设置军府,规定凡20岁到60岁有授田权利的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府兵制最盛时有60余万,平时散居务农,农隙进行训练,战时奉命集中,自备装备随军出战,战争结束以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由于府兵地位较高,故兵强马壮,国防强盛,形成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五是边塞诗对国防教育影响深远。值得一提的是唐代随着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出现了诗歌的黄金时期。边塞诗人的边塞诗的广为流传,在客观上起到了动员、鼓舞人民自觉履行戍边卫国义务的作用,是当时比较形象、生动的国防教育形式,对当时和后世的国防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高适的“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这两句诗,劝说将士莫为离别惆怅,应为报国效力。王昌龄的七绝《从军行》诗中写到:“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生动地描写了将士们奋勇杀敌、以身报国,充满积极昂扬的战斗精神。我们今天要激发和培育解放军和老百姓的战斗精神,真的应该好好学习一下唐代的边塞诗,从中吸取动力。


宋朝的国防教育,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恢复武举制,开始出现了专门讲授军事武功的讲武堂。到宋仁宗时,由于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和平环境,武备废弛,军队战斗力低下,为改变这种状况,宋仁宗开创了武学,恢复了武举制度。所以宋代开始出现了专门传授军事武功的讲武堂,用以练习兵武阵势,培养各类军事人才。北宋仁宗于公元1043年创置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开办的正规军官高等专科学校(武学)。并下命文臣曾公亮和丁度两人官修一部军事著作,两人用了五年的时间编成中国第一部由官方主持编修的兵书《武经总要》。宋仁宗还正式任命专门武学负责人,选收武生,主要学习诸家兵法、前代用兵经验教训、历代名将事迹以及骑射、武艺等军事技能,毕业武生按成绩授子官职。  宋仁宗赵祯是北宋第四个皇帝,也是大宋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做了42年皇帝。宋仁宗是历代帝王中屈指可数的明君圣主,他在位42年期间,中国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占了六家。这六家(三苏、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又都活跃在仁宗时代。中国的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都出现于仁宗盛世时代。宋仁宗统治时期,由于重视国防教育,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宋仁宗赵祯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惊,他冲上去抓住宋国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 

二是校订《武经七书》作为专门的军事教材。宋代武学的出现,需要一定规范和系统的军事理论教材,著名的《武经七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王安石推行变法,宋神宗时期,把《孙子兵法》等七部兵书经下诏校定后,被作为一个整体固定下来,成为武学的教科书。武学制度的建立与健全,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军校教育的先河,是古代国防教育制度的一大进步。《武经七书》的编发,集古代兵书精华于一体,从而奠定了我国古代国防教育的教材基础。


三是实行“以文制武,兵权分立”制度。为了保卫国土,宋朝实行“以文制武,兵权分立”制度。大家知道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宋朝统治者害怕将领拥兵自重和造反,所以采取了“以文制武,兵权分立”制度,这一制度使得宋朝逐渐没有了尚武的风气,对北方少数民族的作战,总是屡战屡败

四是王安石等变革主张“治农理兵”并重,改革兵制和实行军事教育。由于火药在军事上的应用,使宋代的军事教育内容又有新的发展。北宋著名思想家王安石针对当时积弱积贫的状况,指出治国之本,当先有富强之本,而国之大政在兵农,国家要变法图强,必须治农理兵并重。为此,主张对不适应战争新形势的军队编制进行调整和改革。鉴于北宋“募兵之害”,主张以“保甲制”的乡兵组织形式,恢复了自古以来“兵农结合”的传统,对全国壮丁分期进行军事教育训练,逐步以保丁取代原有军队,实现由募兵向兵农合一体制的过渡。     南宋著名的教育家杨简也十分重视国防教育,他反对用霸道的“诈兵”,而提倡用王道的“正兵”,建议精练正兵以镇压叛乱和巩固国防。在正兵这一组织中,他十分重视民众的军事训练和对阵法的研究。为节省军费而又不减少军队数量,主张募兵屯田以节省养兵费用,对将帅的选择,建议应选贤将而不应专用智将或勇将。

五是军事教育增加了习火器内容。北宋和南宋的主要军队是禁兵和屯驻兵。分陆军和水军两个军种,陆军中有步兵和骑兵。宋军的主要敌人是以骑兵为主的少数民族军队,因而宋军的步兵大都是弓弩手,少部分是长枪和刀手。火药应用于军事后,火药兵器如火炮、火枪、火箭等应运而生。这些兵器的装备和使用,大大增强了杀伤力和破坏力。当然也需要加强对士卒进行火药兵器的使用训练。在宋理宗时,军队中就有了“火炮之法”的简易训练教程,以及水军火炮之法、火箭环射战术等。由此可见,军事教育的内容始终是与社会历史的发展紧密相连的,由于军队的扩展,作战对象的变化,战略战术的调整,武器装备的改进,军事教育的内容也必然变得更加复杂而又充实。

但是偏安一隅的南宋统治集团,在爱国与卖国,抗金与降金问题上表现为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激烈斗争。始终处于最前线坚持武力抗金的岳飞,与以赵构、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展开的斗争更为激烈。抗金英雄的丰功伟绩和岳飞留下的壮怀激情的《满江红》词,成为千古绝唱,而赵构、秦桧等人成为了投降卖国的千古罪人。这期间,陆游、辛弃疾等著名诗人,留下了鼓呼抗金,渴望统一祖国,激情撼动千百万读者心灵的诗词,是后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的宝贵教材。


(四)元、明、清时期(1840年前)国防教育

元朝 (1271年-1368年)全称大元或蒙元,是中国历史上首个大一统的少数民族王朝。公元1271年,元朝建立。元世祖忽必烈(1271—1294年在位)于1279年灭南宋,统一了中国,结束了中国历史上自五代以来长达372年的分裂割据状态。但是“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元朝统治者认为:“兵力富,而国势强,兵力耗,而国势衰”“兵制之得失,国势之盛衰系焉”,借鉴了中原王朝的兵制。但由于阶级的局限,他们不可能辩证理解国富与兵强的关系,以为“弯弓”和“铁骑”就是一切。因之开国后征战不休,致使在经历31年盛世之后,被农民起义首领刘福通、韩林儿领导的红巾军经前后3年,“大小数百战”,从根本上摧毁了元朝的统治。最终元朝只有97年就灭亡了。所以元朝几乎没有什么国防教育。


明朝的国防教育,由于卫所制的实行及火器的大量使用而呈现新的特点。卫所制是指自京都到府县,都设立卫所的制度,以“因防设卫”为原则,最多时明朝有500个卫所,少的时候也有100多个。明永乐年间创建了最早的火器部队——神机营。明成祖朱棣还把从西方引进的一种神机枪炮,配备给神机营,使神机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炮兵营。万历年间又引进红夷大炮。随着火器的装备和使用,以枪、炮等兵器的使用技术和战法运用技术为内容的军事教育已具有相当水平。

明代的国防教育和军事训练措施较多,也收到一定效果。主要有:(1)设武学、开武科。明代大力办学,超过前世各代。除府州县办学外,各卫所也办学。朝廷设国子监,办国学,也称太学,培养文武官吏。只有经县、州、府升入国学培育后,才能出任国家官职。明代科举制度中设有武举。考试时,首试策略、次试弓马,前者不合格的,即予淘汰。到万历年间,实施三场考试制度,一是试马、步、箭、枪、戟及拳搏、击刺:二是试营阵、地雷、火药、战车;三是试兵法、天文、地理等。包括了技术、战术理论及一定的科学知识,促进了军官素质的提高。(2)京操的考核与奖惩。为了将各地卫所军民轮流抽调到京师进行校阅和考核,朱元璋规定了官兵训练应达到的标准,分别指定了集中操练的地点,每年按期赴京受阅。对训练的优劣有奖有罚,规定得非常严格。

明代著名教育家和军事家王阳明特别重视对民众的军事教育,他推行的“十家牌法”,使民众在纠察和检举活动中受到防盗自卫的军事训练。王阳明的目标在于实现“处处皆兵,家家皆兵,人人皆兵的理想”,使每个人都接受一定的军事训练。在普遍军训的基础上,骁勇出众的公民被挑选为民兵,除耕种时归农外,其余农闲时间,都要到县城或府城的教场,接受更高级的军事训练。



清朝的国防教育。清初建时期,出于战备的需要,武举制继续推行、对军事训练亦比较重视,所以国力相对强盛。八旗兵在入关初期规定每月练习弓马6次,每年春秋两季集中操练马步骑射和火器。天子要每隔数年定期大阅。清初,著名教育思想家李士恭曾明确提出了“寓兵于农”的国防教育思想。认为,流寇纷起是因为国贫,因此,他强调必须普及对民众的国防教育,做到“无事则业其余家之农,有事上戍出征,皆领粮于官”。他还确定了县、乡、甲、保等普及国防教育的基层组织,制订了具体的实施计划。这一时期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在重视文化知识教育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民众的国防教育,提倡“普遍军训,寓兵于农”,为我国的国防教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由于清朝前期国防教育和国防建设比较好,所以清朝有近200年的和平安定环境,疆域达到了1300万平方公里,这是以往任何朝代都没有的,同学们不要小看了清朝前期的国防教育和国防建设。

但到了清王朝中后期,军备松弛,国防空虚,军事训练,国防教育荒废,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重文轻武的习气,大大削弱了国防。例如清嘉庆之后训练松弛,以至40年不举行大阅。八旗兵变成了既不会骑射、又不从事生产,只吃官粮和看戏玩鸟的寄生虫。绿营汉兵则严重缺额,丧失斗志,而且主要是干走私、经商和有偿劳役等事情。所以清朝后期的八旗和绿营世袭兵制,不但没有作战能力,甚至军民家属同住,连调动都困难。所以清朝的世袭兵制已经不适应国防建设和国防教育的需要,加上清朝统治者重内轻外,防民胜于防寇,在经过一段“康乾盛世”的繁荣兴盛之后,到鸦片战争前半个世纪,就已经政治腐败,国防空虚,外敌频侵,阶级矛盾激化。伴随着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国社会开始了她屈辱悲壮的篇章——中国近代社会。